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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声丧钟:沙俄为什么输掉了日俄战争?

2018-12-23 13:48

  俄国自彼得大帝时代起便一直积极地寻求和攫取通往世界大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但却存在着很多障碍,令其很难取得并保有周边海域的制海权,以通往世界大洋。这主要是由于俄国周边地理、气候、政治和军事四大因素的制约影响。

  俄国周边有四大海洋区域——波罗的海、黑海、日本海、北冰洋。然而,俄国在这四大区域都因种种原因而无法与世界大洋系统连通。在北冰洋区域,濒临此区域的俄国领土气候极端恶劣,且海岸线离俄国的人口和工业中心过远,俄国无法在此找到进入世界大洋系统的通路。在波罗的海区域,俄国拥有其东南海岸线,但是同样由于气候的原因,只有南部海域全年不冰封而能通航,且俄国在此唯一的海军基地利耶帕亚与德国边界太近而极易遭到德军的封锁。在黑海区域,由于黑海是通过多国公约限制下的黑海海峡而与地中海相连,俄国军舰想冲入地中海阻力很大,极易遭到英国海军的包围拦截。在远东的日本海区域,由于俄国的远东部分离其统治中心过远,同时日本海大半由日本的各个岛屿以及朝鲜海峡所环绕,俄国舰队在地缘政治条件限制下很难在此自由航行。虽然1898年俄国在中国黄海获得了一个通往太平洋的不冻港旅顺,但旅顺与海参崴类似,二者都离俄国中心过远,且自身军工设施落后。

  俄国在其周边四大海域中的三大海域(除北冰洋外)有着不同的对手,而且这三大海域又各自分隔且相距甚远,这便导致三大区域的军队互援基本不可能做到。在波罗的海与太平洋之间的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海岸沿线,俄国并不拥有增援据点,这便使得俄国舰队由波罗的海驶至太平洋的路途非常不安全。虽然在理论上俄国舰队可以自由地沿北冰洋远航至远东,但是这条航线成为可能的前提是拥有大量先进的破冰船,所以这条航线在日俄冲突的那个时代对于俄国来说不具任何实际意义。地缘政治军事因素决定了俄国在理想状态下必须在三大区域都拥有能够独立作战的舰队,然而实际上俄国的财政状况无法支撑三大区域的海军力量同时同等发展。在1895-1904年期间,俄国在三大区域都遭遇了严重危机:它需要在波罗的海对抗德国,也需要在黑海应付英国强大的地中海舰队,同时还需要在远东防备日本。军事需求和经济不足的矛盾导致俄国必须在三大区域中适时调整优先发展地区,而选择任一区域作为优先发展地区自然便会“抢走”其他区域力量发展所需的资源。于是,俄国所面临的“三难”情况是,当俄国选择优先发展一个区域时,俄国在另外两个区域的对手便可能趁机改变与其的力量对比。在力量对比变得不利于俄国的区域,俄国将面临艰难抉择:或者选择退缩,与对手暂时妥协,或者选择硬顶而被迫迎接一场在军事准备上处于弱势的战争。

  自19世纪80年代起,俄国便一直梦想跻身欧洲海上强国前三名。为此,它实施了坚决有力的海军扩建计划,以期成为陆海并强的大国。在日俄战争之前,俄国的海军建设战略可以采用以下两种当时现成的理论:一种理论是以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观点为代表的“蓝海学派”(Blue Water School),着重强调海军的功能首先是取得制海权——有能力发动进攻将敌方的舰队彻底歼灭,之后转向消灭敌方的商船,然后监督中立商船以及建立对敌方海岸线的封锁。要想实现马汉理论中的制海权,便必须使舰队大量配备拥有火力强大、射程远、射速快、装甲厚和航行性能优秀的战列舰。另一种理论以法国的“青年学派”(Jeune Ecole)的观点为代表。该理论出于节约开支的考虑,并不像马汉那样强调战列舰的作用,而比较着重于建造众多的鱼雷舰进行防御战。“青年学派”的这种防御战略得以成功实现的条件是必须配备机动灵活的沿岸陆上防御系统——大量的沿岸监测据点、广泛的电报联络网、坚固的防御基地以及能够机动调往所需地点的陆军部队和海军舰队。

  虽然“蓝海学派”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末期已然肇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强国采纳其理论,“着手建造强大而昂贵的战列舰舰队”,但由于俄国在经济上落后于其他列强,因而导致俄国海军不得不节省开支,“追求一种混合战略”,为保颜面而宣称“兼容以上两种战略理论的基本原则”。亚历山大三世在位之时,俄国与日本尚未在远东发生冲突,因而并未将太平洋战区列为重点。尼古拉二世继位之时,为了谋求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俄国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主导了“干涉还辽”,日俄之间的仇怨自此结下。

  在远东区域,俄国决策层当然非常清楚必须谋划应对日本的复仇。据此,他们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了战略分析,并逐步取得了针对远东情势的“海权论”共识:“主要是因为俄国陆军被牵制于欧洲,在此地区(远东)的地面部队甚至迟至1904年仍然弱于日本。尽管修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但该铁路运输能力在战争爆发前依然严重不足。因而,俄国从欧洲迅速而大规模地调集陆军增援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乃是一个岛国,这意味着日本军队在亚洲大陆的登陆和供给依赖于掌握制海权。如果俄国剥夺日本的制海权,那么俄国便将获得战争的胜利,甚至无须动用其陆军。或者,为了给俄国陆军争取时间以最终部署足够的增援部队,海军应能延迟或至少限制日本人在某些地区登陆。因此,海军力量是支撑俄国远东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尼古拉二世强烈的海军至上主义信念,以及蓝海学派在俄国逐渐增强的影响力,都加强了赋予海军在保卫俄国远东利益上关键角色的认识。”

  客观来讲,加强俄国太平洋舰队取得制海权是应对日本报复的不错的战略,但这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俄国正在进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这也需要大量资金。如果仅仅只是这两项,那么俄国疲软的经济也能勉强应付。可是,俄国不仅在远东有敌国,它在西线的压力更加沉重——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也需要大量资金。更严重的是,对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的战略规划,俄国高层长期存在分歧而不能统一,导致该两区域海军力量发展缺乏系统的连贯性。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的海军发展战略失策,不仅造成了本地区的严重隐患,同时也消耗了俄国有限的资金,影响了远东海军力量的发展。

  在波罗的海区域,俄国虽然在1881年便确定了与德国进行造船竞赛以取得制海权的战略决策,但是由于长期的经费短缺以及此后在远东的投入越来越多,波罗的海舰队并未能按照原有计划发展成一支能够与德国舰队相匹敌的海上力量,并且逐渐放弃了与德国争夺制海权的目标。不过,正当太平洋舰队扩建计划即将完成之时,俄国决策层逐渐重新回到与德国进行海上竞争的老路。比如,在1902-1903年间,海军少将阿巴扎(А.А.Абаза)(别佐布拉佐夫集团成员之一)曾提议在波罗的海沿岸采取“青年学派”的防御战策略,同时也提议应尽可能快地建成该地区的战列舰舰队。按照彼得罗夫的说法,这一战略转向“既不符合政治局势,也不适应战略需求(在与日本开战前集聚所有力量在波罗的海或者地中海),最后也与实施计划的现实可能性不相协调。”

  俄国高层转回与德国争夺波罗的海制海权的战略规划并非日俄战争前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海军部长期战略分歧以及政策摇摆的一种二必选一的结果——波罗的海与远东的海军发展优先权之抉择。鉴于俄国有限的物资基础,这便意味着抉择波罗的海舰队的战略使命,或者是防御性的(“青年学派”),或者是主动性的(“蓝海学派”)。然而事实上,自1881年确定战略决策以后,“波罗的海防御问题往往被归为次要方案”,而且当波罗的海舰队主动性出击的思路形成之后,波罗的海地区甚至一直处于“不设防状态”。针对这种情况的“缓解剂是水雷防御”。但此一方案虽经常被提出,却“从来未能完全实施”。同时,这一“未能完全实施”的方案却一直在消耗物资,这实际上“延缓了在远东必需的事前集聚”。

  在黑海区域,俄国决策层曾有共识:在1881年确定的战略决策强调重建黑海舰队,并将其作为发展俄国海军力量的“首要急务”,“其他海域舰队发展皆位列其后”。虽然黑海舰队的战略使命是积极为“博斯普鲁斯远征”做准备,但这一1881年决策中的“首要急务”却经常因波罗的海和远东的问题而一直未能切实落实,“关于黑海舰队使命重要性的主张变动无常,从80年代至世界大战前皆属常见之事”。就战略决策而言,强调黑海舰队发展重要性的时机并不合适,因为这恰巧在不可避免的日俄战争爆发前夕,由于近东问题再次凸显而作出决定将大量物资转向黑海,并积极策划攫取黑海海峡。在当时,俄国若要攫取黑海海峡,必然会引发俄土战争,同时在复杂形势下也将引发与欧洲列强的战争。这样便需要制定黑海舰队与波罗的海舰队协调一致的战略发展规划。但根据目前的史料,两大舰队基本毫无联系,一直各自发展,并没有在做战略规划时进行政治上、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配合。同时,黑海舰队的军舰型号选择并不全面,其战列舰大部分都是针对攻克沿岸炮台与突破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建造的,并未考虑到与驱逐舰的战斗。另外,在远征登陆作战的准备过程中,陆军部与海军部的协同合作也非常罕见。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俄国海权战略需要关注的重点是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在波罗的海区域,俄国与英国和德国都发生了一些利益冲突,因此俄国政府对于与这两个竞争对手的战争是有战略预测的。俄国高层认为,虽然无法指望俄国舰队能够战胜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但是英国人登陆之后则完全不是俄国庞大陆军的对手,因此英国并不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对俄国而言,德国的威胁是最严峻的,因为德国拥有毫不逊于俄国的陆上力量。俄国政府最恐惧的是,大量德军能够搭乘军舰成功地在俄国陆军的侧翼或者后方登陆。在黑海区域,俄国的主要战略目的是限制黑海海峡落入敌国控制之下,并且为了避免重蹈克里米亚战争的覆辙,必须使黑海舰队远远优越于土耳其海军。同时,俄国黑海舰队一直梦想着重新掌控黑海海峡(如此则能解决黑海沿岸俄国领土的防御问题)。为此,自1885年至1903年,俄国一直在计划组织陆、海军协同远征。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难以互援,而俄国所面对的主要敌手又各不相同,因此其战略发展计划是在两大海域发展两支能够独立作战的舰队,这是1880-1895年间俄国高层的战略共识。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来导致俄国惨败的远东区域尚被视为次一级战区。虽然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俄国开始对远东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最为重大的发展便是建造西伯利亚大铁路——但是俄国政府一直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防备德国的俄国陆军主力调离西方战线(这点甚至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和战争中也未曾变化)。因此,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增长是非常有限的。真正使得俄国海权不得不又增加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的,是“三国干涉事件”。在此之后,日本成了俄国的重要潜在敌人,俄国被迫开始重新审视其海权战略。此后,俄国面临的问题不再只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抵御德国和英国,而且还必须将必要的精力投向远东防备日本,从而俄国开始谋求建设三大海域独立作战舰队。而就俄国的财政状况而言,它无力同时同等地发展三支独立舰队,因此不得不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而适时调整其区域优先发展权的分配。1895年10-11月,针对地中海问题召开了御前会议,会议再次重申加强波罗的海和黑海区域的力量,认为在太平洋地区挑选出合适的不冻港之前将优先发展地中海地区的力量。1896年,在黑海舰队一直为近东“突发事件”处于战备状态的同时,远东局势萌生了潜在的对俄不利因素。基于新获取的关于日本的情报,俄国高层发现它之前的战略计划落后于日本海军发展的速度,日本庞大的海军扩建计划如果能够完成的线年时,日俄在远东的力量对比将非常不利于俄国,这使得俄国高层必须重新考虑太平洋舰队添造新舰的问题。1898年,当俄国在远东获得其渴望已久的不冻港旅顺之后,关于加强太平洋舰队的问题终于在俄国政府内部逐步达成了一致意见。对于东西两线的威胁,俄国政府最后决定必须全力维持在波罗的海的力量平衡,但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之前则须优先满足远东的需求。

  1900年,尼古拉耶夫军事学院的战略演习报告对于俄国在三大区域的海军力量配置作出了客观评判:虽然太平洋舰队已经增添了不少军舰,但是俄国在远东与日本的实力对比仍然处于弱势,并且估计在将来也很难超越日本;同时,随着俄国在远东集中了越来越多的力量,俄国在欧洲地区变得越来越弱;如果再不加强欧洲舰队的建设,那么俄国在西方战线将遭遇惨重失利。当俄国专注于经营远东的时候,德国正在中东地区利用巴格达铁路试图控制小亚细亚,奥匈也趁机在巴尔干半岛拓展势力,与俄国竞争。德国以及奥匈在欧洲对俄利益的威胁,让俄国政府意识到有必要筹建从波罗的海至黑海的联合战区。德国被认为是俄国的首要敌人。1903-1904年尼古拉耶夫军事学院的战略演习报告指出,对德战争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与德国在小亚细亚的利益冲突,也可能是巴格达铁路对俄在波斯湾利益的侵犯。

  1902年春,按照尼古拉二世的意见,制定了俄国海军舰船建造计划:使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力量与德国波罗的海舰队相等,使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力量与日本舰队相同,使俄国黑海舰队有能力穿过海峡进入地中海,使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二者的总体力量与德国所拥有的舰队相等。该计划的实现期限为21年(1903-1923),分为三个7年完成,其首先要完成的目标是加强黑海舰队。在该计划中,新造舰船需要经费15,200亿卢布,老舰整修和改造需要经费21,350亿卢布,同时相应的军港改建以及作战人员增加也需要大约30,650亿卢布,实现该计划所需的经费总共约为672,000亿卢布。鉴于当时的俄国国家岁入不过25,000亿卢布,该计划的经费难题实际上根本无法解决。

  此后,经过海军部和财政部的几番商讨,直拖到1903年12月,海军司令部长官罗日斯特文斯基(З.П.Рожественский)关于1904-1914年军舰建造计划的报告获得了尼古拉二世的批准,不过此后不久爆发的日俄战争破坏了该计划付诸实施。在沙皇最后批准的计划中,依然着重于加强黑海舰队的建设,力图实现“博斯普鲁斯远征”,以使俄国军舰能够自由游弋于地中海。关于远东,与之前不同的是,在远东服役的战列舰预计将于1906年增至10艘。到那时,俄国在远东的舰队将强于日本。在罗日斯特文斯基的报告中,基于以上前提的假设(并未考虑到日本敢于在1906年前挑起战争),认为俄国在远东是安全的,在1906年后并无增加大型战列舰的必要,只需进一步添置布雷舰、炮艇和辅助舰。至于在波罗的海地区可能爆发的对德战争,报告提出应当依靠配有装甲舰的鱼雷舰队,并且承认由于财政不足无法拥有与德国舰队同等数量的战列舰,同时认为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从黑海和远东调派增援舰队。报告虽然承认,对德战争开始后,太平洋舰队调往波罗的海,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但对于波罗的海舰队成功调往远东则认为是可行的,并且认为可以在对日战争时起到很大的作用。报告认为,与将波罗的海舰队调往远东相比,更加现实的做法是在地中海区域保留波罗的海舰队的一部分战列舰,并在黑海舰队突破土耳其海峡之后与其联合,而从地中海区域向波罗的海区域调派增援舰队是不会有许多困难的(报告故意忽视了英国的妨碍,关于这一点将于后文详述)。

  综上所述,俄国虽然对于远东越来越关注,但也并没有放弃在其他地区发展势力。首先,坚持在波罗的海地区保留一定的力量以防备德国;此外还曾一度特别关注黑海地区,并妄图实施“博斯普鲁斯远征”。同时,俄国对于巴尔干也不愿放松,在1902年与保加利亚签订了对抗奥匈与罗马尼亚的军事互助条约(1900年)。另外,俄国的商船和军舰还出现在了波斯湾(英国在此拥有垄断地位),这引起了英国的担忧,因为英国不愿在波斯湾出现类似租借旅顺口的事件。俄国这种多线进取的战略超出了其国力支撑度,其全球殖民的野心是无法实现的。库罗巴特金对此的评论比较中肯:“我对维特说,在我们沙皇的脑中有着规模宏大的计划。他要为俄国夺得满洲,使朝鲜依附于俄国,还梦想将西藏纳入俄国掌控,同时他还想取得波斯,不仅要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还要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我们大臣基于各地的情势不同而耽搁了沙皇实现他的梦想,并令他越来越失望;他越来越觉得,他是正确的,他比我们更加理解俄国的荣誉和利益。因此,在沙皇看来,齐唱颂歌的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那些人比我们这些大臣更加正确地理解他的计划。”

  财政大臣维特在俄国政府中拥有很高的地位(类似于首相),他所制定的长期财政政策对于宏观战略有着很大影响。在日俄战争开始前十年,俄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集中于整顿国家财政、加快工业增长、维护卢布的稳定和保证对外贸易平衡。维特从1892年担任财政大臣起,便大力推行发展经济和工业的政策。维特认为:“俄国必须像一个强国那样发展工业,即使这样会导致暂时的武力不足。”(36)正是由于俄国实施这样的财政政策,陆军部和海军部这种“不盈利部门”的财政拨款一直受到维特的严格限制和缩减。同时,按照维特的看法,在地缘政治上俄国是一个陆上强国,因此相对而言,陆军的财政拨款应当优先于海军。维特认为,俄国巨大的资源应当主要用来发展陆军,因此未必能够留下足够的资源来发展同陆军旗鼓相当的海军。当然,维特的这种观点遭到了海军一些军官的反对,其中便包括主张优先发展太平洋海军力量的“太平洋派”海军军官。对于日俄战争而言,太平洋舰队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取得“制海权”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海军中有不少人要求加强远东舰队。维特限制海军发展的观点得到了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的支持。库罗巴特金强烈反对远东海军舰队的继续扩建,他曾说,“俄国目前依然是个陆上强国,它的主要支柱,当然,是陆上军事力量。”

  虽然有财政大臣和陆军大臣的反对,尼古拉二世加强海军的意图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海军分得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多。但是,俄国的陆、海军发展何者应当优先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政府内部对此仍大有分歧(沙皇亦不能决断一切)。在陆、海军分配俄国贫乏的军事物资问题上,陆军部和海军部都对现状不满。在1903年3月,当陆军部申请1904-1908年的财政拨款时,总司令部的多布洛罗伊斯基(С.К.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中校报告说:过去7年,海军的预算提高了66%,而同期陆军仅提高了12%。相对于1883年,海军的预算已经增加了两倍。与陆军方面一样,海军方面也对自己得到的财政拨款不满足。海军方面的目标是要把俄国建成海上强国,所以海军部所强调的是:尽管在1895年到1902年间海军军费预算几近翻倍,但海军部1902年的预算依然少于陆军部当年预算的三分之一。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俄国的宏观战略存在着两个最关键的矛盾:其一,俄国长期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对于“非盈利”的军事开支进行了财政紧缩,然而却在这一时期在东西两线(黑海和远东地区)都部署或实施着积极进取的计划,这便造成了经济发展和军事发展何者应该优先的问题。其二,俄国陆军和海军何者应优先发展。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要确定俄国的战略发展方向,究竟是陆上强国还是海上强国。基于俄国的财力,它并无可能二者兼备。然而,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却妄图在维持庞大陆军的同时在东西两线都获得出海口,并且还整合马汉“海权论”和法国“青年学派”的理论,制定出了不适合俄国经济基础的“攻防皆可”的海军建设战略。

  令以上矛盾雪上加霜的是,俄国战略决策层还想在全球多线进取。这就需要在波罗的海、黑海和远东同时维持三支强大的、能够独立作战的舰队,而这是俄国当时的财政能力根本无法支持的。为此,维特一直力图说服沙皇(但未成功):“俄国海军不要寄希望于将其舰队分布于三个单独区域,并在三个区域都保持相当的规模,而且能够同时进行独立的行动,比如……在黑海及其附近海峡,在波罗的海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以及与日本发生冲突的情况下。”(41)对于俄国当时的情况而言,维特的意见是比较合理的。当时,俄国并不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在所有战线实施积极的对外政策,必须牺牲某一方面。

  俄国政府的特性也是影响俄国战略制定的重要因素。君主专制国家的“统一和一致”程度往往会受到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尤其会受到专制统治者个人性格和能力的影响。从俄日战争前的俄国政府组成情况来看,尼古拉二世继位之初时的政府内还留有大量前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老部下,这些大臣都有各自拥护的政策路线。尼古拉二世对于政府各部门的完全掌控一直拖延到了1903年(他在当年8月28日维特离任财政大臣那天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掌权了。”。正是由于尼古拉二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彻底摆脱维特的“影响”,因此他采用扶植其他大臣进行平衡牵制的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战略决策制定的客观性(战略分歧背后有着许多争权夺利的派系纷争的因素)。例如,尼古拉二世选择支持“别佐布拉佐夫集团”激进的远东政策,并对财政部、外交部和陆军部所支持的比较符合日俄实力对比的远东“温和路线”采取无视的态度。

  作为“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成员之一,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大公(尼古拉二世的童年好友)是“太平洋派”的核心代表人物,他在不断地寻找机会企图夺得阿列克塞·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海军元帅的地位。在“波罗的海派”与“太平洋派”之争中,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大公鼓吹加强俄国太平洋舰队力量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为培植私人势力以及获得沙皇宠信的招数。“太平洋派”吸引了不少海军将领,这些军官有些确实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太平洋对于俄国舰队而言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些则是出于迎合尼古拉二世明显的对远东的偏爱。

  在尼古拉二世的“纵容”下,远东太平洋区域曾获得优先发展权,但这种优先地位后来又被西线的波罗的海和黑海区域“夺走”。虽然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加强了不少,但最终还是在军备竞赛中落后于日本。因此,俄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是与其军力发展水平相协调,走“温和”让步的妥协路线比较稳妥。但是,“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看法是,“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而谈判拖得越久对俄国便越有利,俄国便能更多地在远东占有优势。这种外交手段的适用条件是日本摸不清俄国在远东的军力以及没有实力和信心发动进攻,然而当时日本的间谍已经基本摸清了俄国在远东的军力——据日俄战争期间被俘的日本参谋本部少校军官供认:“我们了解,俄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在资源上是强于日本的,但俄国只是在欧洲强大,在亚洲大陆的这一面,它是弱于我们的。”

  在“内部不统一”的长期困扰下,俄国外交策略开始逐渐变得与其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基础越来越不相一致,而且变动不一、前后矛盾。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国际纠纷中逐渐与许多大国发生利益冲突,如德国、奥匈、英国。在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压力下,俄国和法国于1891-1893年间形成了对抗三国同盟的秘密军事同盟。在1895年的“三国干涉事件”之后,俄国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个敌对国家——日本。法俄同盟仅仅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远东。虽然,俄法两国在1902年曾就远东联合舰队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最后无果而终。因此,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俄国在远东处于没有盟国支持的艰难境地。而且,由于俄国侵略中国的野心过大,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列强都站到了日本一边。

  俄国海权战略有着自己的“大局观”,其失策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威胁预判不准确。俄国没有考虑到日本会突袭率先挑起战争的可能性,它猜测:日本应该“理性”地选择在欧洲战争爆发之时挑起战争。对于俄国来说,“欧洲战场”被认为是首要战场,而远东战区的胜败则被认为对于“世界大战”来说是无关大局的。关于此种“大局观”,俄国军事学家司伟琴(А.А.Свечин)有过经典的分析评述:“在对战争的准备上,我们落后于日本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把战争的远东战区归为第二重要。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满洲命运的解决必须取决于欧洲战场的胜利。我们准备好了遭受最坏情况——日本在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爆发之时向我们宣战。在当时的情况下,主战场乃是临近西方的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区域,所有为了取得第二战场优势而对我们在决定性地点力量的削弱都是错误的。在亚洲的胜利并不能补偿在欧洲的失利;与此相反,欧洲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在柏林和维也纳签订的条约则是完全清除日本在满洲战绩的开端。”

  对于日本的战略意图,俄国一直没能获取可靠的情报,它只能根据猜测进行判断。在俄国政府内部占多数的观点是:在日本进攻大陆这一似乎不合情理的情况下,东京会满足于迅速占领朝鲜,而俄国对此种事态转折将不情愿地予以认可。在彼得堡,只有喀琅施塔得海岛要塞的指挥官马卡洛夫(С.О.Макаров)海军中将和总司令部长官侍从萨哈罗夫(В.В.Сахаров)将军预见到了日本突然袭击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旅顺军港的可能性。

  在威胁预判失误的情况下,俄国海权发展的战略谋划也是不成功的,拿出的方案在很多地方是草率的和想当然的。在1901年,为调整三大海域力量发展战略,俄国政府开始讨论如何应对德国舰队力量的大发展。尼古拉二世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加强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可是他所支持的观点却非常可笑:为了使波罗的海舰队与德国舰队力量相当,应当将波罗的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联合组成一支统一的舰队,远东舰队必须能够成为波罗的海舰队的辅助力量。尼古拉二世同时还认为必须加强黑海舰队(增至12艘装甲舰和相应的巡洋舰和布雷舰),使其不仅能够完成“博斯普鲁斯远征”,而且能够冲入地中海区域。

  对于尼古拉二世的幻想方案,仅有少数海军军官表示赞同,而大多数军官包括海军司令部都持质疑态度。大多数海军将领认为,基于俄国的地缘特性,俄国无法实现三大海域的互相支援,因此对于沙皇提出的波罗的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的联合计划表示反对。他们指出,即便在战时能够将军舰从太平洋安全地调回波罗的海,那也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波罗的海舰队将被强大的德国舰队削弱,远方赶来的增援舰队不可能带来明显的益处。按此逻辑,很显然可以反推出,如果日本海军在远东强于俄国,那么从波罗的海向太平洋调拨增援舰队同样不能起到作用。但是,前文所述的罗日斯特文斯基报告故意淡化日本海军在远东的相对优势,并认为波罗的海舰队调赴远东是可行的,同时还荒唐地提出从黑海向远东调派增援舰队。事实上,该报告基本上是为了逢迎沙皇的观点,它故意忽略了英国会在地中海妨碍俄国军舰行动的事实。受这份报告的观点影响,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国报刊中出现了将黑海舰队调往远东的提议,而俄国外交部则很现实地坚决予以反对,因为这将形成对俄国来说更加麻烦的“第二战场”(与英国在近东)。

  威胁预判和战略谋划失误还集中表现在俄国周边三大海域力量发展计划的制订中。比如,临近日俄战争爆发之时的1903年底,在俄国政府制定的1904-1914年海军战略发展计划中,并无对日本威胁的应有的重视,却决定将大部分物资投入建设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在3.71亿卢布的预算拨款中,70%的经费将用于建造16艘战列舰(其中7艘指定给了黑海舰队,9艘指定给了波罗的海舰队),而远东仅仅计划增添13艘炮艇。

  如前所述,俄国海权战略的“不协”不仅体现了军事方面的失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亚太战略在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矛盾。正是由于在长期和宏观的战略上缺乏“一以贯之”,俄日关系逐渐恶化,并产生了难以妥协的利益纠纷。纵观日俄战前十年,具体而言有如下三次策略抉择对于日俄交恶、开战并结局具有重大影响。

  在日俄战前,两国之间的利益矛盾由来已久,向前可追溯至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当甲午战争临近结尾之时,远东复杂的国际纠纷也愈益公开化,中日两国政府争相拉拢相关欧洲大国。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连续向全世界报告中日马关谈判的经过,提醒列强日本控制接近北京的直隶湾将导致日本对中国的控制,这将会严重影响列强的在华利益。日本方面则向相关国家进行瓜分中国的暗示,它表示不会反对英国索取舟山群岛或者德国占取中国东南某个省份,也不会反对俄国占据北满作为补偿。在这场由中日战争引起的远东国际纠纷中,欧洲列强各怀鬼胎:英国认为俄国是其在远东的主要对手,于是想利用战胜的日本阻挡俄国南下与其争夺在华利益,因此表示“没有发现自己有理由干预这次谈判”;法国在欧洲需要俄国制衡德国,不得不尽量满足其盟友在远东的需求,表示“同意将使自己的行动与俄国相符合”;德国积极支持俄国的东进政策,一方面希望促成俄国与英国在远东的矛盾激化,一方面也希望借此让俄国调开部分西线军队以间接削弱俄法同盟对德国的压力,因此表示“现在已经做好准备参加俄国认为在东京所必需的任何行动,要使日本清醒它不仅要放弃割占含有旅顺港的南满,还要放弃割占澎湖群岛”。

  概括言之,俄国当时的应对策略可有三种选择——“联中抗日”、“联日削中”和“消极观望”,其战略决策的关键是从中选出一种最有利于俄国的方案。高层大臣会议的争论核心在于是否应当针对日本进行军事干涉。最后的决议倾向于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代表的“派”,而以总司令部长官奥勃鲁切夫为代表的“联日削中派”的方案则因属于少数观点而未被写入决议。在此后的御前会议中,维特成功地说服了本来持对日妥协观点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完全采纳了维特的方案。事后看来,部分高层属意的“联日削中”策略未必对俄不佳:日本将来必与英国产生矛盾,俄国不应阻碍日本侵华,而应与其进行利益妥协(以南、北满划分势力范围),并鼓励日本尽快走上挑战英国在华利益之路(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自己走上了这条路)。

  “三国干涉事件”之后,俄国政府遵循维特的设计方案,以“拯救者”的身份对中国进行了经济上的“和平侵略”:首先,法国人投资占大多数而俄国人掌控下的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于1895年底)向中国提供了大笔贷款(清政府用以加快完成对日赔款);其次,1896年6月3日,维特、洛巴诺夫和李鸿章签订了在远东“共同对日”的“中俄密约”,中国为此答允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与此同时,随着清朝在朝鲜势力的消失,俄国开始在朝鲜发展自己的势力与日本相抗,并签订了洛巴诺夫-山县协定(亦称1896年6月9日莫斯科议定书),实际上确立了日俄两国对朝鲜的共管。

  如上所述,俄国势力在远东的渗透是非常迅速的,而且这一成功是在没有明显提高在远东的陆海军力量的条件下实现的。不过,随着“胶州湾事件”的发生,俄国政府在远东再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按照沙皇的指示,针对德国占领胶州,为讨论远东不冻港问题,1897年11月26日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按照维特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他由于已预见到(强占旅大)这个步骤“是一件后果严重的事情,必将以惨祸结局,于是同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争论了好几次。”对于维特指出的——英国和日本都将不会对此漠然处之,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声称这点由他来承担责任,他相信:无论日本还是英国都不会对此采取任何惩戒措施。”这次会议最后还是决定不占领旅顺口或任何其他港口。尼古拉二世尽管对维特的意见“感到不快”,但还是同意了他的主张,于是在拟定的会议记录中写入:“陛下并不希望赞同外交大臣的建议。”然而会后不久,尼古拉二世和维特的政敌穆拉维约夫便改变了会议决定,开始着手强占旅大的军事行动。强占旅大这一决策给俄国在远东带来了不少麻烦,中国和日本出于不同的原因对此都感到非常愤慨。诚如维特所言,俄国占领了“曾经迫使日本离开的、在它打了胜仗后夺得的这块领土”,进一步把俄国引向了“不幸的对日战争”,同时还“破坏了同中国的全部传统关系”。

  由于“旅大租借”问题,俄国的注意力从朝鲜转回满洲,俄国将在远东的军队战术单位由旅提升到了军,同时还成立了专门保卫中东铁路的护路队。俄国人千方百计地夺得了旅顺这一远东不冻港,但是在保住这一据点的战略上则存在着重大失误。最为重大的失误在于财政方面。按计划,旅顺军港要塞工事的彻底完成要到1909年,对于旅顺要塞的拨款不仅是微薄的,甚至还少于对大连的拨款。财政大臣维特对此不能说没有责任,他忽略了军事拨款(亦即加快旅顺建设)的优先性:在1904年前,由于财政赤字,对于旅顺的实际拨款只有460万卢布,而对于大连的拨款却超过1850万卢布,且这些拨款主要是用于大连自由港的基本设施建设而不是用于军事防御工事。从战略上看,如果大连没有坚厚的防御工事而被敌方攻占,那么大连将成为敌方可以利用的进攻旅顺军港的良好基地。

  在俄国远东海军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对于旅顺的利用也存在巨大的战略漏洞。旅顺离海参崴1500公里,这便决定了海参崴对旅顺的支援并不能很快到达,同时旅顺本身并不拥有支撑海上关键战役的持续物资储备,这也就使得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选择在旅顺施行保守的防御方案。按照阿列克谢耶夫的方案,俄国在旅顺的海军战略从一开始便是防御性的,俄国希望依靠旅顺为据点控制附近海域,以阻止日本人在辽东半岛或者朝鲜西海岸直接登陆;俄国希望通过海上防御赢得时间将陆军调赴满洲,这样才能真正防守住旅顺这一据点;与此同时,俄国可以自海参崴派出巡洋舰向日本的船舰发起进攻并割断其海上交通线路。正是由于这种方案设定,阿列克谢耶夫坚持在海参崴保持4艘巡洋舰作为“牵制舰队”。当俄国在远东的海军舰队实力弱于日本的情况下,分散性的战术其实不利于集中一点的大规模战役,因为一旦战争爆发,俄国在远东的重要据点旅顺是非常需要这些“牵制舰队”来抵抗日本舰队的。另外,俄国在海参崴的舰队,由于离旅顺航程过长(且还需防卫海参崴要塞)、船舰的作战能力以及自身目标太明显,仅仅能完成袭击日本商船的任务。

  1900年夏季,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时,随着俄国军队开入中国东北,列强对于俄国的对华野心开始愈益担忧。在列强中,英国,作为俄国在华的主要劲敌,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1901年9月7日,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此后各国军队陆续撤离北京,俄国军队何时撤离中国东北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01年底,日本政府内倾向于对俄妥协的伊藤博文访问俄国。伊藤博文提出了他认为可以向日本国内“好战派”交代的协议基础条件:俄国应当彻底让出朝鲜,任凭日本全权主宰;日本则容忍俄国占领关东州并修筑通往旅顺口的中东铁路支线,但要俄国从满洲撤军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63)与此同时,日本与英国的谈判也进行到了最后阶段,伊藤博文此行不过是最后的与俄妥协努力。俄国政府并未接受伊藤博文的协议基础,而是用反建议把日本人最核心的要求顶了回去,这便加速了英、日两国关于英日同盟的谈判。

  1902年2月12日,英日宣布建立同盟关系,这对于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信号。在列强的一致反对下,俄国很难再拒不撤军,遂于1902年4月与中国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虽然签订了撤军协定,但是俄国政府内部的远东政策分歧并未解决,正如前文所述,“三巨头”之间的分歧以及同“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争斗,对俄国远东政策的制定也在产生愈益严重的恶劣影响。在“派”的影响下,俄国在撤军最后期限到来之时非但没有按约撤军,反而继续增兵。这样一来,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利益矛盾已彻底不可调和,只能走向战争。

  随着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意图吞并,在1903年时,俄国在西伯利亚军区和阿穆尔军区的驻军已增至4个西伯利亚军和两个独立师。在此一阶段,俄国政府虽然一直向远东持续增兵,但对于其他地区也从未放弃侵略野心。1900年初,基于对英布战争的背景,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曾向沙皇提交了一份绝密的报告——《沙皇外交当局论1900年俄国在东方的任务》。穆拉维约夫在报告中提出,可以利用英国在南非陷入挫折之时,调整紧缩俄国在远东的开支而把力量转向中亚和近东——在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增加俄国的影响,而他着重强调的是,俄国必须立即明确博斯普鲁斯计划。对于远东的问题,穆拉维约夫反对在朝鲜建立加煤港,理由是,为了保住此一据点便必须在加煤港修建防御工事,而这是需要庞大开支的。海军部长官特尔托夫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日本是俄国的天然敌人,而旅顺不能胜任对日作战基地的使命,且与海参崴相距过远,这是俄国远东海军在战略上的重大弱点。鉴于此,他指出,为了使两地海军互援,便必须在朝鲜南部取得一个加煤港。俄国政府最后决定租借朝鲜的马山浦为加煤港,但是马山浦并没有建立防御工事。俄国人的战略假设是俄国舰队取得对日本舰队的绝对优势,这样马山浦便能发挥其战略作用——在此驻扎的俄国舰队可以利用马山浦储存的煤为能源,进而封锁日本西海岸和下关海峡。可事实上,日本舰队比俄国太平洋舰队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在远东地区的陆、海军战略协调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在陆军方面,前线军区的作战方案必须经过库罗巴特金和总司令部的审核,而且彼得堡有权进行修改。然而,在海军方面,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的作战方案却不必经过类似的审核。这样一来,战争中陆海军协同作战势必成为不可能,因为不论海军部还是陆军部都不清楚阿列克谢耶夫在远东的海军作战计划。在海军部和阿列克谢耶夫之间,除了偶尔的私人联系,关于重要问题并不存在系统的信息交流。

  本文着重评析俄国海权战略,并非言其可完全决定日俄战争之胜败,海权战略之重要性需结合陆权战略方可得见。

  日俄战争之时,从日俄两国在远东的力量对比来看,任何与日本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都需要从西伯利亚和欧俄部分向远东调派援兵。俄国陆军在日俄战争前共有20个步兵军和2个骑兵军,然而这支强大的部队却不能全部调往远东,因为它的主要任务还在于防备西方的德国。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及时将适量的军队和给养运送至远东前线年底,俄国在南满和“关东区”总共动员了约6万士兵,而将如此数量的部队聚集起来并做好战备,需要不少于60天的时间。与此同时,日本却早已能动员数十万的军队发起进攻。至于俄国驻扎在外贝加尔和西伯利亚军区的绝大多数可用于增援部队,从动员到能投入战斗,需要5-6个月的时间。此外,对于日俄战争的结局而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作用至关重要。在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之时,外贝加尔段铁路以及中东铁路的运输能力每天不超过四对列车,而南满铁路的运输能力每天不超过三对列车。可是,将军队调赴前线聚集并展开,每一个军需要90-92列火车。由于运输能力的限制,当时的俄国如遇突发事件是无法立即将足够的兵力和给养运至远东的。在日俄战争前夕,俄国在远东的陆军兵力总共不过12万左右;日本陆军却已拥有步兵156个大队、骑兵54个中队、野山炮兵106个中队,其中仅在中国和朝鲜地区的驻军(台湾2个混成旅、朝鲜1个步兵大队,中国华北7个步兵中队)便大约有20万人。而且,日本并无如俄国防备德国一样的后顾之忧,它可以倾全国之力展开对俄作战。

  基于以上所述,正是由于俄国在远东陆军兵力有限且运输能力不强,取得对日制海权才显得异常重要,因为只有利用海军尽可能遏制或延缓日军登陆,才能向远东调集足够的兵力赢得战争优势。俄国的海权战略与陆权战略有紧密联系,单独让其中之一为对日作战的失败负全责是不客观的,二者同等重要,应一同为日俄战争前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劣势负责。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从短时段以及军事方面来看,俄国的海权战略须对远东战前俄军的劣势负很大责任。如前所述,俄国的经济基础并不能完全满足俄国在三大战区、东西两线都实施积极进取的政策。然而俄国急于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其海权战略存在着狂热的冒险主义倾向,且在宏观部署上并不协调。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俄国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严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制定一贯和一致的战略。于是,俄国缺乏军事基础的“强硬而不妥协”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它在远东“骑虎难下”,并最终将其引向了一场准备严重不足的战争,并最终惨败于日本。

  但从长时段以及总体大局来看,海权战略只是俄国全球大战略所涉及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一部分。具体针对日俄冲突而言,亚太战略中的不协和失误才更加全面地反映了决定日俄关系走向的种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须为俄国战败负主要责任。因为20世纪初年的战争已经越来越具有与之前战争不同的特征,如欲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便需保证其政府各部门一致地发挥国家综合力量进行“全面战争”(总体战争),而这便要求在战争前及早制定出整体配套协调的宏观战略。对于制定宏观战略而言,基本要求便是将政府各部协调统一,但日俄战争前的俄国政府则连这样的基本要求也未做到。在日俄战争前,俄国的亚太战略是逐步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对制定这一战略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几个方面,在这几个方面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分裂的共识”。正是根源于亚太战略决策中各方面的分歧和失误,俄国才一步一步遭遇了惨败的命运。

本文链接:后一声丧钟:沙俄为什么输掉了日俄战争?